从中美洲科潘遗址里的玛雅神明崇拜，到我市金坛区乡野中独立书店的新书分享，一颗小小的玉米，经由考古学家链接成了一次跨越万里的文明对话。10月25日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副研究员李默然，带着他的新书《玉米王国：中美洲考古纪略》走进金坛三星村瓦尔登书局，与读者分享关于中美洲雨林里的考古见闻与思考。
曾在科潘考古的中国人，正在“解密”三星村遗址
这里是金坛三星村。2022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常州市考古研究所、金坛区博物馆成立联合考古队，李默然任联合考古队队长，开展三星村遗址考古勘探工作，并于次年4月启动第二次考古发掘。在此之前，李默然刚刚结束了之前在万里之外的洪都拉斯科潘遗址考古发掘第一阶段的工作。
尽管我国与洪都拉斯在2023年才建交，但早在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就与洪都拉斯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签署了合作协议，在科潘遗址开展考古工作。位于洪都拉斯西北部的科潘遗址，是玛雅文明最精彩的城邦遗址之一，198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也因此，科潘考古是中国考古机构首次在远离中国的地区，对世界其他主要文明的核心遗存进行考古发掘。
武汉大学考古学博士李默然觉得自己很幸运——他以青年学者的身份，赴洪都拉斯参与创新工程重大项目“玛雅文明中心——科潘遗址考古与中美洲文明研究”。在科潘，他将中国考古学田野发掘技术和规范应用到玛雅考古的实践中，撰写了近10篇学术文章，以实践不断印证考古学家张光直提出的“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的概念。这段事迹，曾在纪录片《我的青春在丝路》（八月季）中被详细记录。
两年多来，在三星村这个江南小村庄里，李默然带着联合考古队勘探覆盖范围近百万平方米，首次确定了三星村遗址的范围边界，并在遗址范围内发现了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堆积。附近村民说，在一天工作结束后，李默然和同事趿拉着拖鞋遛狗的场景并不少见。
瓦尔登书局主理人之一“巴巴罗萨”说：“李博在村子里转的频次比我都频繁，我们这家乡村独立书店的建设进度，他比我都熟悉。”也因此，《玉米王国》这本看似与我国乡村环境格格不入的书，通过考古学家李默然的工作和玉米这样的共同载体，将三星村遗址与科潘遗址产生了奇妙的联系——这种联系，也叫做公众考古。当天的活动，吸引了来自周边城市和地区近百人参加活动。
玉米：超越食物的文明象征
《玉米王国》一书由作为科潘考古项目青年骨干的李默然和钟华合著而成。书里不仅记录了中国考古人在中美洲雨林深处的经历，更包含了从充满意外和惊喜的发现到对多元文明和公众考古的思考。
玉米，在中国又被称为玉蜀黍、苞谷、苞米、棒子、玉茭子等。光看这些样式繁多的名字，就可见其自明代传入中国后受到的喜爱。但是，玉米的起源地却是在中美洲——得益于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基因考古研究标明，玉米来源于类蜀黍，一种与玉米同属同种的一年生野草，最早驯化于墨西哥南部的巴尔萨斯河流域，距今已有9000年左右。
一般来说，肉眼可见的玉米粒、玉米芯或是其他部分，如果不是在极端的干旱或饱水的埋藏环境中，基本无法保存下来，除非是以炭化的形式。但有意思的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玉米遗存却都是非炭化的，而发现地点无一例外都分布在墨西哥南部的山洞里，极度干燥的洞穴给予了这些“最早的玉米”完美的保存环境。
作为中美洲农业起源研究中最为常见和典型的作物品种，玉米一直以来都是玛雅地区乃至美索美洲（注：“美索美洲”是一个文化概念，其范围北至墨西哥中北部，南达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西部、哥斯达黎加西北角，是一个覆盖了适合种植玉米并能获得稳定收成的连续区域，也被称为“玉米美洲”）最重要的主食。当地流行着一句谚语：“没有玉米，就没有我们国家。”这足以证明玉米早已超越普通食物的范畴，达到了被崇拜的程度。
在科潘遗址的考古发掘中，玉米的形象无处不在。在考古编号为8N-11的贵族院落建筑石雕上就有头戴睡莲冠饰、寓意丰产的玉米神；而在“击杀大鹦鹉”“世界树”等表现美索美洲神话的壁画中，同样有对玉米神的死亡与重生的展现。李默然觉得，这些考古发现揭示了玉米在中美洲文明中的核心地位——它不仅是主食，更是文化、宗教和身份的象征。同时也揭示了中美洲地区早在一万多年前就开始种植并驯化玉米，这一过程推动了玛雅、阿兹特克等文明的发展。
“我们在科潘遗址的考古工作中，除了与农耕文明息息相关的玉米，其实还发现了另一些令人惊奇的跨文明相似性。”李默然说，贵族院落北侧建筑中有一处石雕，上面是月亮神，怀抱着一个玉兔；在发掘过程中，他们还发现了一个与中国龙特别相似的龙头雕刻，“当时我就觉得很奇妙，似乎有一种跟我们自身文明的联系”。
考古学家张光直曾提出过“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假说，认为整个美洲地区的人，都是在大约两万年前从东北亚迁过去的。当时，许多观念已经形成，比如万物有灵，比如基本的宇宙概念。在这种背景下，两种文明早期发展的相似性确实存在。
考古学对公众的意义，不在于以“猎奇”形式普及
“考古学对于公众的意义不在于以‘猎奇’的形式普及考古工作的过程，而应该更多地为社会知识体系作出一点自己的贡献。”这是李默然在《玉米王国》后记中所写的。他从来都不赞成“神秘化”考古学或者考古学者。
李默然一直认为，考古学之所以吸引公众，在于其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独特性，与日常行为和生活场景有相当的距离感。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考古遗存是古人留下的实实在在的印记，这些印记及其背后反映的人群行为、思想观念、社会结构等方面的通俗化内容，才应当是考古学家奉献给公众的礼物。
在考古发掘科潘遗址时，李默然与钟华等人曾经观察到当地最受欢迎的主食是玉米饼。他这样写道：“这种巴掌大的玉米煎饼，略有厚度，口感也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对于当地居民乃至整个中美洲地区人群而言，却是食用历史超过千年的最重要的主食。”他还说，这种传统玉米饼的制作过程很复杂，一定要先将玉米粒在石灰水中浸泡，将其中的结合型烟酸水解为游离型烟酸，再将湿的玉米粒用石质磨盘和磨棒磨成面粉，揉成面团，压成扁平的面饼，最后用特质的平底锅煎。而同时，“运气好的话，能找到卖本地玉米粥的小贩，这种玉米粥可口又解酒”。
就在从远方赶回三星村进行分享的当晚，寒气渐深时，风尘仆仆的李默然就在晕黄的灯光下品茶了一顿复原版玉米餐。
当玛雅文明的月亮神怀抱玉兔的形象，与中国民间的玉兔传说遥相呼应；当科潘的龙头雕刻与中国的龙图腾惊人相似，人们开始思考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轨迹。玉米，作为这一切的线索，继续在古今文明间架起对话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