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日，《中国文物报》微信公众号刊登了《新发现｜江苏常州茭蒲巷遗址考古发掘与收获》一文，详细介绍了我市茭蒲巷遗址的城市考古情况——156处从汉代至明清传承有序的遗迹，500余件（套）春秋至明清时期的出土文物，1道在外子城和罗城之间新发现的古城墙，不少唐宋时期与大运河、贡茶古道、常州保卫战的相关实证……鲜活地“拼”出了常州2000余年“城摞城”的历史。
实证“依河而兴”的常州城市发展史
“这是我们去年进行的城市考古项目，在老公安局地块上。”常州市考古研究所考古部副主任黄督军是茭蒲巷遗址考古发掘项目的领队，他介绍，茭蒲巷遗址位于钟楼区南大街街道茭蒲巷社区、大运河（南市河）与常州古城中轴的交汇处，当时是为了配合基建，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实际发掘面积约为3000平方米。作为常州古城区核心，周边分布有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南市河历史文化街区、大运河常州城区段、盛宣怀故居等文物遗存；根据文献记载，遗址周边历史上还分布有毗陵驿、烈帝庙、张王庙、真武庙、江东祠、荆溪馆、武进县医学等古迹，是一城繁华之所在。
此次考古发掘结果显示，茭蒲巷遗址地层堆积丰富，整体地势北高南低，共清理各类遗迹156处，年代涵盖汉代、六朝、唐代、五代十国、两宋、元明清各个时期，2000多年来连续不断，传承有序。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六朝时期道路、沟渠，唐、五代时期夯土城墙、城壕、街巷、道路与排水设施，宋代大型建筑基址及院落等遗迹。
文献记载，常州在晚唐、五代时期曾大规模筑城，城池由内子城、外子城、罗城三道城圈构成。拿唐、五代时期来说，发掘出的夯土城墙遗迹，呈西北—东南方向，与大运河（南市河）平行，虽被破坏但仍可看出有复杂的水利设施与大运河相通；而在城墙以北的“城内”区域，还发现同时期的“市政”设施，包括砖砌排水沟、道路、建筑基址、灰坑等。尤为重要的是，此次考古在外子城和罗城之间新发现了一道城墙，且与大运河走向密切相关，解释了南市河在此河道有弯曲走向的缘由，不仅改写了常州的古城发展史，也充分印证了大运河在常州“因河而生、因河而兴”发展中的作用。
此次考古还发现了两处宋代大型建筑基址，一处位于发掘区东部，由7个方形磉墩组成，平面呈长方形，残长15.2米、宽4米，根据其分布位置和形制特点，可能与历史上常州城内的烈帝庙祖庙有关；另一组相对完整，为三进五开间的大型建筑，面向古运河，平面近长方形，中部存在“减柱”现象，东西长约25、南北宽约17.5米，残存16个方形磉墩，由碎石和纯净的黄土层层夯筑而成。根据建筑形制和规模，以及出土的大型石构件、器底墨书“西教”“法”等内容的瓷器等，推测与宋代常州城内的驻军教场或法济寺等官式建筑有关。
黄督军介绍，五代十国常州先后属杨吴和南唐，地处与吴越国对峙的前线，双方在此反复争夺，作为拱卫都城江都（今扬州）和江宁（今南京）的重要“堡垒”，常州城市规模和地位得到极大提升。开元、天宝年间，为配合宋灭南唐之战，吴越国出兵攻占常州，之后“纳土归宋”。本次发掘也见证了这段历史，为唐宋之际江南地区文化交流与融合提供了新的材料。
“贡茶古道”“纸城铁人”背后的文明温度
“虽然我们在这里没有发现春秋时期文化层或遗迹，但部分灰沟底部出土石锛、印纹硬陶残片等，表明先秦时期已经有人类在此活动。”黄督军介绍，茭蒲巷遗址出土了春秋至明清时期文物500余件（套），包括瓷器、陶器、金属器、漆木器、骨角器和石器等。
具体来说，此次出土文物时代特色鲜明：汉、六朝时期遗物包括陶质排水管、钱纹砖、盘口壶等。唐、五代时期遗物主要出土于城壕内，瓷器窑口众多，包括巩县窑蓝彩碗、长沙窑瓷杯、越窑青瓷罐、秘色瓷盘等，还有大量本地宜溧窑生产的青瓷碗、钵、盏、杯等日用器。陶器数量较多，以各类建筑构件为主，包括大型建筑的瓦作构件、花纹砖以及莲花纹瓦当，表明周边可能存在有高等级建筑。此外，城壕内还出土大量动物骨骼、铜钱以及少量漆木器。在最为重要的两宋时期之后，明清时期遗物则以各类青花瓷器为主，还出土1件明末紫砂名家陈用卿款的紫砂壶。
“唐宋时期还出土了不少茶具，包括茶碾子、盏托、瓷盏等，反映这一区域茶文化的盛行，可能与历史上江南贡茶在此汇集有关。”黄督军说，“需要注意的是，宋代遗物除了出土了景德镇窑、龙泉窑、吉州窑、建窑等众多窑口的瓷器和如脊兽、瓦当、滴水等各类建筑构件外，更为关键的是，还发现有大量礌石、建筑倒塌堆积和人骨等，我们推测其可能与宋末‘常州保卫战’有关。”
史料记载，宋代的常州城市规模在全国范围内排名第4，仅次于开封、杭州和苏州，其城市规模曾在日本中国史专家斯波义信所列的《宋代城郭规模资料一览表》中有记录。在当时，常州不仅是重要的产粮区，也是全国粮食转运中心，更是文人南迁文化繁荣的集聚地。到了南宋末年，面对蒙元叩关的民族危机，常州以孤城抵抗半年之久，在史籍中留下了“纸城铁人”的典故，文天祥过常州时哀叹“山河千里在，烟火一家无”，充分体现了常州人“南人北相”的性格特质。
“当时常州城北城墙坚固，蒙古久攻不下，后来是在城南地区打开缺口并屠城，城内军民在此发生巷战，茭蒲巷遗址正处于当时战争最为激烈的地点。”黄督军说，“茭蒲巷遗址的考古发现直观展现了当时战争的惨烈，以及先民高尚的民族气节和保家卫国的悲壮事迹。”
城市考古“繁花朵朵”，探源研究古城演变
近年来，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持续推进，“常州何以为常”成为我市考古人努力还原历史遗存、寻找历史实证时的追问之源。也因此，城市考古工作不断推进，黄督军介绍，除了已经完成的茭蒲巷遗址考古发掘，乌衣浜遗址也已完成，后续还将进行相传为常州最古老村落的古村巷遗址考古等。
“常州属于‘古今叠压’型城市，几千年来市中心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动，不同历史时期的遗存层层叠叠，有点像‘城摞城’的感觉，但不同年代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面对的城市空间和环境是不一样的。”他说，“在继续深化‘考古前置’的当下，目前市考古研究所主要是配合基本建设进行考古，古城范围内超过1万平方米的施工建设都需要开展考古工作。”
黄督军说，城市考古可以看作寻找常州历史的“拼图”，因为对一座古城来说，每一次考古都只能发现其中的很小一部分，要想还原城市的历史，则需要一代代的考古人接续奋斗。他说，目前根据文献记载只能知道明清时期的城市格局，更早阶段的则需要通过考古的手段来揭秘，需要持续的工作才能还原历史、展现文化的变迁。
“我们觉得，茭蒲巷遗址考古工作最有意义的是通过考古发现，框定了两宋时期周边重要建筑和设施的位置。”黄督军介绍，在茭蒲巷遗址最东侧靠近常州市实验小学区域发现的一处大型建筑，根据文献可以大致推断为祭祀隋代司徒陈杲仁的烈帝庙——相传这里是他的府邸，茭蒲巷也是因其花园废弃后长满茭蒲而得名。因此处是整个江南烈帝庙的祖庙，历史上规模宏大；在遗址西侧、盛宣怀故居南侧的另一座大型建筑，出土有底部墨书“法”和“西教”的题记，结合文献可推测其与历史上的法济寺和驻军教场有关；此外，考古挖掘还出土了一批口沿用银包边的瓷碗，与《吴越备史》《宋两朝贡奉录》《宋会要辑稿》诸书中的贡瓷名目进行比对，确认使用者地位比较尊贵，不排除当时的荆溪馆（相当于如今的“国宾馆”）招待官员所用，从而判定了“荆溪馆”的具体位置，是在毗陵驿东侧、法济寺南侧，改变了以往认为荆溪馆是毗陵驿别称的认知，这两者并不是同一个设施。
据悉，此次在茭蒲巷遗迹考古发掘过程中，常州市考古研究所通过与高校及科研院所合作，还开展了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科技分析、三维数字扫描、场景复原等研究工作；同时还举办了多场“探秘老城厢”主题公众考古活动，让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了解脚下的历史，感受厚重的文化传承，增强文物保护意识与文化自信心、自豪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