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至今已逾十年。这十年间，从“申遗”到“文化带建设”，运河的叙事在悄然完成一次转身——如果说申遗成功是向世界宣告一条河的价值，那么文化带建设，则是让运河沿线的每一座城市向内追问一条河与沿岸居民的生命关联。今年，当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再度掀起热潮，不妨将目光投向江南运河常州段，投向一座不起眼却意味深长的古桥——中新桥。
沉寂的文薮之所
一条晋陵中路将我市青果巷隔成了东西两段，往西而去时，中新桥就是必经之地。这座位于南市河上横跨青果巷与东下塘的桥，始建于民国六年（1917），是由沈超等人募建，为单孔梁架式青石与花岗岩条石结构平板桥。
在中新桥下，可以看见，经过修缮，长约22米、宽3.8米的这座桥，桥额镌刻楷书“中新桥”及“民国七年五月沈超等人募建”字样，依然承载了无数或来去匆匆或访古趋幽的脚步。2003年，中新桥被公布为文物保护控制单位；2008年，该桥被公布为常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站在桥上，桥下流水不舍昼夜地奔流——相传，南市河是由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在公元前495年开凿，后于隋炀帝大业六年（610）拓宽成为京杭大运河组成部分，并作为中国大运河最古老河段之一，2014年被列入世界遗产。明清时期的南市河上，桥梁并不多，在中新桥出现之前，新坊桥与天禧桥千米之间并无桥梁，仅设渡口，只因当时这条河还承载着水运功能。清末民国初年，南市河逐步完成相关使命，新桥呼之欲出。
民国六年（1917），当地人沈超等发起筹款建桥，其时的武进县当局同意将桥建在烈帝庙码头一侧，取名中新桥。1918年《武进月报》刊登有：“西庙古渡改建中新桥，由地方士绅蒋庆伟、沈轶凡二君经手，于民国六年十二月兴工，七年八月竣工。”
这座单跨石桥，有资料说其得名源于“中兴”谐音，寄托民初时局期许。但我市资深文化学者薛焕炳认为，这是一种望文生义，他在《常州古桥记》中写道，“中新桥正好位于新坊桥与天禧桥之间，东西距离基本相等，又远远晚于新坊、天禧二桥，故名‘中新’。”
他认为，中新桥为常州文薮之所，桥南有小虹桥、大儒祠、江西会馆等，其中小虹桥为历史上的荆溪馆所在地，大儒祠则是祭祀一代宗师唐荆川的专祠，而江西会馆晚清时成为了常州最早的机器织布厂——晋裕布局。桥北曾有烈帝庙、琅琊庙、张王庙、都城隍庙等，其中烈帝庙祭祀由人成神的江南神祇陈杲仁，琅琊庙是永嘉南渡后司马、王、谢等士族在常州繁衍生息的历史见证，度城隍庙中曾供奉明代英杰于谦，“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即出于其手。目前，中新桥周边现存杨氏戏楼、盛宣怀故居等文保单位，桥畔还有长约150米的古纤道及烈帝庙码头遗址。
流淌在日常的乡愁
“大运河常州段历史文化遗存丰富，演绎出季子文化、齐梁文化、科举文化、工商文化、中医文化、民俗文化、市镇文化与红色文化等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态。” 6月中旬，薛焕炳应常州市规划馆、常州市档案馆之邀，举办过一次名为《延陵运河 中吴辐辏——谈谈大运河常州市区段的地位与变迁》的主题讲座。
作为长期致力于常州地方文化保护的学者，他曾感慨，自己对运河的情感是浸入骨子里的。少年时跟着长辈在运河边的茶馆听书看戏，成年后因工作往返于运河两岸，他见过运河千帆竞发的繁忙，也见过它落寞沉寂的模样。他写过一首小诗叫《大运河，我故乡的河》，一唱就近40年。在他看来，运河从来不只是“遗产”，而是常州人的一种文化情怀，是流淌在日常生活里的乡愁。
中新桥，正是这种情怀与乡愁的物质载体。
薛焕炳在研究常州古城格局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常州的城市形态，与运河改道的历史互为镜像。多次改道后，常州运河形成一个“川”字型，而常州的“州”字，恰好形象地标注了运河与枕河人家的空间关系。这种地理上的共生，塑造了常州人独特的时间观——运河是流动的，城市也是流动的，历史从未凝固，它就活在我们身边。
中新桥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连接着两种不同的“运河记忆”。桥北是青果巷，如今已是游客打卡的历史文化街区，名人故居林立，修复一新的粉墙黛瓦散发着精致的气息。桥南是东下塘，过去这里是古纤道所在，船工拉纤的脚印虽已被石板覆盖，但巷弄深处依然保留着“枕河人家”的旧日格局。
桥是连接，也是分野。它既见证了运河作为交通动脉的黄金时代——漕运船穿梭，王安石、苏东坡、文天祥等名流从此经过；也经历了运河功能的逐渐褪去，河面从“宽达十余丈”收缩为今日的窄窄一湾。环境变迁，河面渐窄，失却了往日的壮观，却意外地保留了一种江南水乡的温婉底色。
关于运河的保护，薛焕炳曾提及一件往事：多年前他在文成桥畔立了一块景观石，上刻“逝者如斯夫”5个大字。他说，一曲运河水，半部文明史。运河边一些随历史湮灭的亮点，如果文化底蕴足够深厚，不妨用合适的方式重现。
当下惟需有行动
事实上，常州已在行动。南市河历史文化街区的微改造工程，重点之一便是恢复古纤道与江南水乡民居的风貌。这种“微改造”，不同于大拆大建，它更像是在小心翼翼地擦拭一件旧瓷器，让蒙尘的纹饰重新显露出来。中新桥作为市文物保护单位，在2008年就已列入保护名录，如今它所在的河段正是大运河世界遗产的组成部分。
但“遗产”二字，有时也意味着一种距离感。正如薛焕炳所指出的，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很重要的一点是把历史的还原与文化遗存保护结合起来，发掘好、展现好，让人们对运河的认知更深，感情也更深。
如果说大运河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那么像中新桥这样的古桥，就是打在河上的一个个绳结，标记着水位，记录着航程。文化带建设的真义，或许不在于让这些绳结变得光鲜亮丽，而在于让今人能够读懂它们为何被打下，又为何至今仍系在那里。
从“中兴”的曾经愿景，到“活化”的当下实践，中新桥沉默地横跨于南市河上。桥面的花岗岩条石被脚步磨得光滑，护栏上的望柱仅存一件原件，其余皆为后世补配。这些痕迹本身就是一种语言——它告诉我们，运河的故事远未结束，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流淌。（本期文章由常州市文保中心担任学术支持）